疫情过后:关注地级市常态治理

国家推动“放管服”改革以来,地方各省市的综合治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已经有了显著提升,但不可否认的是,媒体和社会的镁光灯更多照向发达地区和明星城市。这些地区的改革经验更为人熟知。相比之下,类似“黄冈”的中西部城市不免成为公众关注洼地。

令人吃惊的是,面对央视记者的提问,这位卫健委前主任不但不了解本市数据,“我不知道”几个字说的铿锵有力,不以为然,理所当然。经常到地方调研可以发现,很多地方官员对辖区或主管领域的数据烂熟于心。无论对于掌握面上情况,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支撑,还是向上级汇报工作、向来访考察人员介绍情况,这并不算什么看家本领,而是领导级别官员的基本功。

从行政层级上,地级市治理应该引起更多重视。在我国四级地方行政层级中,地级市一级处于省和区县之间,既不属于地方最高的形成层级,也不属于基层。相比之下,省级政府由于直对国务院及各行业主管部门,通常在执行国家政策上表现出较高效率。而区县、乡镇政府位于基层,直接面对社会、百姓的诉求,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回应意识。处于中间地带的地级市,上不着天,下不着地。整体上,在自上而下执行中央政策的执行力上不如省级,在识别社会需求的敏锐性上比不如基层。

中央督察组镇不住一个“不知道”

黄冈,目前是仅次于武汉的重灾区。在人们的想象、社会的期待中,这里的主管部门本应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全力抗击疫情。然而,面对中央督察组的问询,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竟然对全市收住病人数量语焉不详,“一问三不知”。新闻播出当天,这位主任已被免职。

第二,强化统筹能力。持续提升地方改革的统筹能力和资源聚集能力。在可支配财政和政策范围内,凝聚各方资源,有效支持辖区各地发展相对优势。

(作者张楠迪扬为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青岛分院院长,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)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原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 视频截图

疫情当前,在全国人民聚焦的重灾区,当地主管部门领导没有全程跟踪实时数据,掌握最新情况,当着中央督察组的面,打电话问下属,面对CCTV的镜头这个态度,不禁令人哗然,有来自黄冈的网民看后留言“心拔凉拔凉”。

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一面镜子,当所有的聚光灯都照到这里的时候,就会放大已经存在,只是一直被忽视的问题。被放大的问题不仅有干部工作作风,还有城市的综合应急能力、资源调配能力、社会治理能力等综合治理能力。黄冈这位前卫健委主任的表现也许会让人错愕。但是在治理水平、治理风格上,是不是还有更多的“黄冈”?

一线官员是遏制疫情发展最重要的指挥力量。大年初一,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,部署疫情防控工作,特别提出: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、靠前指挥,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经受考验,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,及时发声指导,及时掌握疫情,及时采取行动,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”。

这些情况提示着我们城市间治理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。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,中西部的非直辖市、非省会和副省级城市,与中心城市、明星城市的差距仍比较明显。2014年,国务院公布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》(国发〔2014〕51号),将我国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。地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,500万到1000万为特大城市,100万到500万为大城市,100万以下为小城市。

看了报道和直播首先的反应是,这不太符合人们的疫情前线指挥状态的心理预判。很难想象,这位“三不知”主任怎么还有怎么大的底气?把中央的要求当耳旁风,即便是面对中央派到地方的最高督察力量也是这个态度。但镜头记录的是最真实的画面。在央视的镜头前,她所反映的很可能就是真实的工作状态和作风。如果危机关头都是这样的风格,那么平时呢?最近有声音认为地方因循守旧的治理思维延误了疫情防控工作,“三不知”主任是个缩影。

第一,发挥管道作用。有效沟通省与基层,及时传递并落实上级政策,同时第一时间将基层的信息反馈给上级,为国家和省决策参考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和数据。

如果不是因为地靠武汉,成为疫情重灾区,很多人不会关注黄冈,提起黄冈,可能还得在地图上查一查位置。作为湖北省一个普通的地级市,黄冈并不是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高频城市。以百度指数和几个一线城市、省会城市,或发达地区的明星城市比较,疫情爆发前,黄冈的关注度远低于上海、杭州,这是预料之中的。黄冈的关注度也明显低于苏北地区的地级市盐城。黄冈与孝感都是武汉以外这次疫情的高发城市。疫情宣布前,两城市的关注度几乎重合,都几乎贴近底线,处于“少人问津”的状态。最近的黄冈,因为疫情,才开始被广泛关注。

但地级市处于上传下达的关键位置,是中央政策落地的重要管道,是地方财政部署、引导经济、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层级。曾有声音认为,地级市一级增加基层和省之间的沟通成本,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县,区县级财政和经济、社会发展权限受到地级市的节流、限制。此种声音的支持者甚至认为,地级市一级应该取消。近年来,国家也在部分试点地区推行“省直管县”的实验。但省直管县目前尚未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开,一定程度上说明地级市一级的存在有着客观必要性。我国的省、市、县数量几乎以10倍倍增,30余省份下辖300余个地级市,300余个地级市下辖近3000区县。在现有的行政建制基础上,取消地级市势必会给省带来沉重的治理负担。

危机时期的干部任用:不应只是迅速摘帽

第三,提升理论素养。作为中间层级,地级市一级要具备必要的理论素养,有能力及时将基层改革营养和原汁原味的经验提炼概括为地方模式,助推改革的示范效应。

但是一个对基本数据不清楚卫生部门“一把手”官员,如何能证明自己是关心疫情,对疫情足够了解,如何能够让人民相信可以到冲在前线、“靠前指挥”?

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一句空话,需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综合提升,哪一层级缺位,都会拖整体的后腿。地级市治理须面对几个重要问题:

我国在人口规模、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类似于黄冈的“发展中”城市还有很多,与改革前沿、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同时体现在治理水平和治理思维上。治理思维钳制治理水平,治理水平影响地区综合发展。疫情过后,回归常态治理,应更加关这些城市的实际治理能力和状态。

统计数据是政府决策最基本的参考依据。这位“一把手”几次强调有主管下属专门负责统计数据,言外之意,收住病人数量是细节,不是“一把手”应该关心的。但是一个基本数据都不清楚的主管官员,如何能够根据真实数据做出决策,随时指挥调整医疗资源配置?难道说,统计数据只是用于上报上级供计数使用的干瘪数字?

黄冈虽然在常住人口规模、辖区面积上都与盐城不相上下,位列大城市,但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上与盐城相差甚远。某种程度上,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的治理复杂程度,人口规模、密度大的城市要求管理者具有更高治理水平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则更会增加治理难度。

危机时期的干部任是对地方紧急调兵遣将能力的重要考验之一。黄冈市的动作十分迅速,新闻播出后两个多小时,就公布了对这位主任的免职通知。但疫情宣布十余天了,为什么在中央督察组来了,央视新闻播了,才做出这个迅速的免职动作?卫健委是防控疫情的主管牵头部门,并不是二线部门,一线部门“一把手”的工作情况地方不实时检查和掌握?这暴露了被动的干部任免思维。可以理解的是,疫情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精力是全力应对防控工作,长期任职的地方干部熟悉当地情况,出于工作延续性和凝聚团队考虑,没有特殊情况和明显更加合适的人选,不适宜在紧急的关头临阵换帅。但是稳定局面的考虑要有底线要求,对基础数据“一问三不知”,坐等上级部署,不推不动的“一把手”,特别是一线重灾区,应及时做出果断调整,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指挥有力。

“三不知”主任的乌纱帽被拿掉了,但这也许只是事情的开始。聚光灯外,还有多少这样的官员?

城市治理水平:关注度不平衡、地区差异显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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